自2013年奥地利科学家 Madeline Lancaster 首次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脑类器官以来，该领域已历经多个阶段的跃迁：从最初的皮层类器官（cerebral organoid），到可包含丘脑、海马、下丘脑、小脑等多脑区的复杂模型，研究者已经能够在体外重建发育早期的脑区分化和信号梯度。2025年7月，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团队更是首次将皮质、中/后脑与复杂内皮组分整合，构建出"全脑类器官"（MRBO），其具有血脑屏障早期形成的标志，在实现不同脑区共存的基础上，更形成了功能性的整合网络，与人类胎儿大脑的相似性高达80%，成为研究复杂神经发育事件的理想模型²。

图：MRBO中血脑屏障的早期发育²

事实上，回顾整个2025年，神经类器官领域可谓群星闪耀，重要成果频出。印第安纳大学团队在 Cell Stem Cell 报道了一种受血管网络启发的扩散支架，使中脑类器官在培养180天后仍能维持稳定供氧和活跃放电，解决了长期困扰领域的“坏死核心”问题³。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则在 Nature 上发布了人脑类器官的多光片长期活体成像系统，首次动态捕捉了神经上皮形态变化的全过程，提供了强有力的实时无损追踪工具⁴。斯坦福大学 Pașca 实验室的研究首次建立了由皮层、丘脑、脊髓和背根神经节四种人源类器官组成的“神经感觉通路组装体”，模拟外界刺激到中枢反射的完整过程⁵。这些成果果共同标志着神经类器官已从“结构学”阶段跨入“功能性网络”阶段，模拟对象从静态脑区扩展到了动态神经环路，已经进入可交互、可学习的阶段。而未来，更是有望正式介入“智能化类脑系统”，或者说类器官智能（OI）的探索阶段。

图：荧光标记脑类器官的长期活体成像⁴

OI的概念由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团队于2023年创造式提出。他们认为人脑类器官在少量不确定性数据处理、储存、高精度计算能耗、生产工艺、时间和成本效益等多方面均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。文章指出，3D培养的神经类器官具有与真实大脑相似的细胞密度，表现出与人类早产儿脑电图（EEG）相当的脑电波模式，有望作为下一代生物计算机的体外硬件模型。

图：OI概念结构⁶

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基础上，从自闭症、精神分裂症、帕金森病，到寨卡病毒感染引起的小头畸形：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开始倚重神经类器官进行建模探索。而神经类器官不仅具备重塑疾病研究范式的潜力，更有望走出生物实验室，跨入智能计算、脑机接口乃至类器官智能的新纪元。整个赛道炙手可热，潜能巨大，足以改变我们理解“思考”的方式。

但与此同时，恰恰因为它所模拟的是人类最复杂、最敏感、也是最根本的器官——大脑，一切突破都不再只是技术问题。我们正在触碰认知、意识与身份的边界，而现行的监管体系对此仍几乎空白。如今，人类第一次拥有可在实验室中培养、可在芯片上学习的“类脑系统”，这无疑令人振奋，却同样需要谨慎。唯有在透明、公正、前瞻的伦理框架下，这项技术才能真正为人类所用，而非走向争议与失控。

Science论文抛出的核心问题，是“感知”与“意识”的可能性。

研究者指出，虽然目前的神经类器官远未达到可体验痛觉或产生意识的程度，但随着体积增大、连接加深、发育时间延长，其电活动模式已逐渐逼近低等动物的复杂度。尤其当实验对象逐渐从活体啮齿动物转向非人灵长类动物，这些担忧也日益加剧：更大的大脑、更大的类人脑物质团块以及更高的整合程度，都增加了出现意想不到结果的可能性。若未来通过血管化或长期培养形成更高层级的回路结构，“是否可能出现某种原始形式的意识”，将成为必须提前面对的议题。

人类干细胞衍生的组装体模拟了大脑皮层和纹状体之间的连接形成，这两个脑区是参与运动和适应性行为的关键脑区¹

2025年8月16日，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团队发表论文，首次系统性证明，人类iPSC来源的神经类器官具备构建学习与记忆的必要要素，包括突触可塑性、即时早期基因（IEGs）的激活、网络连通性以及所谓的“临界状态”。据称该结果为OI的构想及未来的活体计算单元T提供了坚实基础，但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：当实验室的神经类器官达到类似规模，人类社会该如何界定其“感知权利”？目前的监管框架对此一片空白。

图：神经类器官具备学习与记忆的底层基础⁷

第二类争议来自于跨物种移植实验。

现有神经类器官移植绝大多数仍集中在小鼠模型；移植至非人灵长类的实验数量极少，但由此带来的伦理敏感度远高于其他物种。但Science评论依旧警告称，这类实验可能带来“人性化动物”的风险：如果移植细胞数量过多或在关键脑区建立长期连接，宿主动物可能出现行为或认知改变，甚至被公众视为“半人化个体”。这不仅挑战动物福利伦理，也对传统动物实验监管提出新难题——

当宿主动物的神经活动中部分来自人类细胞时，是否仍适用现行的动物实验审查标准？

所有神经类器官均源于人类干细胞。Science作者团队指出，当前的捐献同意程序仍停留在通用模板：受试者签署允许“用于研究目的”。然而，当这些细胞被用于生成人脑样结构，甚至被移植入动物体内时，部分捐献者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情感与身份冲突。尽管“类器官可能保留捐赠者记忆”属于不科学的公众误解，但仍需要在知情同意环节被清晰解释。研究建议，应当重新审视“特定用途知情同意”的必要性——在神经类器官这一特殊语境下，捐献者有权选择拒绝其细胞被用于高敏感度或跨物种实验。

当前，神经类器官研究的“地理分布”已经高度全球化。美国与欧盟实验室聚焦机制研究与伦理讨论，FDA及NIH已多次出台政策、并设立类器官中心以每天100,000个样本的速度进行规模化生产和AI参与的深度分析。10月，美国FDA首次将类器官数据作为重要支持证据之一，批准某抗癌新药联合疗法进入临床试验阶段，这是类器官在监管体系中角色的突破性进展；与此同时，亚洲（尤其是中国与韩国）在器官组装与移植领域快速追赶，10月中国国务院新出台的《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》更是在政策角度上为神经类器官等新技术的发展注入了提速新动力。

NIH宣布成立全美第一个类器官中心的公告首图即为神经类器官成像

而就在本文发布后不久，2025年11月11日，英国政府对外公开发布了一项旨在加速淘汰动物试验的战略路线图（Roadmap for Phasing Out Animal Testing），明确将在2030年前以更快步伐推动非动物替代方法的研发与应用。该计划共计将投入7500万英镑专项资金支持，计划中明确提到器官芯片、人工智能及3D生物打印等新技术。

本次路线图出台，标志着英国正式将类器官、器官芯片与AI建模纳入国家监管战略框架，成为推动动物实验替代的关键支柱。

2021年，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（ISSCR）与美国国家科学院（NASEM）已发布相关伦理指南，但两者的适用范围仍偏重传统干细胞与胚胎研究。Science文章指出，ISSCR对“纯体外培养类器官”仅要求备案而非审查，未覆盖多脑区组装体与大型神经系统结构；而NASEM虽然提出“需持续社会讨论”，却未能形成常设机制。换言之，在这项发展速度远超监管演化的技术面前，全球仍处于制度性滞后状态。

在此基础上，本文作者们呼吁，成立一个长期国际监督机构，由科学家、法律专家、哲学家、社会学家及公众代表共同组成，定期（如每半年）发布技术与伦理更新报告，举办跨国研讨会，并建立公众沟通机制以减少恐慌与误解。

这一机构可借鉴人类基因编辑监管体系——2018年WHO曾成立专家委员会制定全球治理框架，成功促成“国际基因编辑共识”，暂停了高风险胚胎实验。同理，神经类器官领域也需形成跨国、跨学科、跨文化的持续监督体系，而非一次性的政策审查。

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、干细胞生物学家、也是本次 Science 评论的合著者 Sergiu Pașca 指出，随着政府不断推广人类干细胞模型，加入神经类器官领域的新实验室正在迅速增长。十年前，这还是只有几十个团队的小众方向，而如今，全球已有数百个实验室在同时推动这项技术前进。研究力量的扩张意味着创新速度将继续被放大。

但正因如此，问题也更加紧迫。Pașca 强调：“技术的推进远比我们预期更快，而我们对这种速度的理解与治理都还不够成熟。建立持续的、国际化的伦理与监管框架，已经从‘必要’变成‘紧迫’”。”

类器官技术的初衷，是让人类更好地理解自身大脑、治疗精神疾病与神经退行性病变。正如Science作者在结尾所言：“这一领域的持续监督与公众对话，既是科学的保护，也是科学的责任。”

随着研究不断加速、规模持续扩大、跨物种和类脑功能实验日益增多，神经类器官正从基础研究迈向潜在应用的前沿。技术进步越快，治理体系越不能滞后。在下一阶段，全球需要的不只是法规，更是一种持续性透明机制——让研究者、伦理学者与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定义：

当实验室一步步造出越来越像“人”的脑组织时，我们究竟在塑造什么样的未来？